對于1500年前的古人來說,，86歲的人生確實足夠漫長。從這層意義上說,，生于公元466年,、后在北魏皇宮生活了56年的王鐘兒，確實有足夠時間遠遠地觀察抑或道聽途說北魏“子貴母死”舊制的那些血雨腥風,。
《漫長的余生：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》中,，羅新教授以宮女王鐘兒的眼睛去看她身處其中的時代,，把皇帝、后妃,、外戚,、朝臣、宦官和宮女都還原為具體的人,，看到他們面對權(quán)力時的喜悅,、疑懼、張狂,、絕望……隨著王鐘兒人生故事展開的,，還有從獻文帝、孝文帝到宣武帝,、孝明帝近八十年的北魏歷史,，當然也有被時代的驚濤駭浪席卷的許許多多人。
王鐘兒三十歲被擄至平城時,，獻文帝年僅十五,，“軍國大權(quán)全在皇太后馮氏手里”�,！跋群笠詫m女和比丘尼的身份成為撫育兩代皇帝的關(guān)鍵人物”的王鐘兒,，恰好經(jīng)歷了“子貴母死”舊制大發(fā)淫威的“高光時刻”,。相較于皇宮里那相互廝殺的殘酷爭斗,，王鐘兒的命運多舛已是小巫見大巫。
“子貴母死”舊制在北魏的興起始于道武帝,，一百多年先后有八位太子生母因這一舊制丟掉了性命,。與當初道武皇帝擔心“外戚干政”的出發(fā)點明顯不同，此后力推這一舊制的極力者,，反倒是道武帝當初最擔心的那些對象,，比如王鐘兒時代所經(jīng)歷的常太后、馮太后,、大小馮皇后等人,。
力的作用是“相互”的，有人力推,，就有人極力反抗,。最后成功推翻舊制的是宣武帝，但前面多位皇帝的努力反抗顯然作出了鋪墊,。早在道武帝時代,，拓跋嗣因母親賀氏被殺而逃匿。因殺馮太后寵臣李奕,，遭到“嫡母”馮太后威逼的獻文帝在18歲時便將皇位禪位于年僅5歲的孝文帝,。按照羅新的分析,，獻文帝的禪讓更像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苦肉計——此舉從權(quán)力結(jié)構(gòu)上看，似乎更有助于拉大馮太后與權(quán)力中心的距離,。而孝文帝通過持續(xù)與馮太后對抗,，終于和馮太后達成了某種默契，“那就是子貴母死僅限于皇長子,，其他皇子的生母不僅不得加害,，她們還可以親自養(yǎng)育自己的兒子�,！绷_新教授認為,，“就回歸人性而言，這畢竟是一個不小的成就”,。
“舊制”最后得以推翻確實存在一些偶然因素,。與獻文帝、孝文帝等人出生后便被從生母身邊奪走不同,，“孝明帝出生后,，由宣武帝親自安排養(yǎng)于別宮”，也就是說宣武帝最先邁出堅決廢除“子貴母死”舊制的實質(zhì)性步伐,。
羅新教授不只是關(guān)注宮廷傾軋,，還有一些溫暖的記憶，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宮廷的血腥文化有所平衡,�,！靶涞墼“褜τ谀赣H（高照榮）的溫暖記憶，轉(zhuǎn)化為親近和信任那些與母親有關(guān)系的人,。這一點因與王鐘兒慈慶相關(guān),，因而本書特別關(guān)注”。王鐘兒死前孝明帝曾親自探望,，死后朝廷為其舉辦了隆重葬禮,，并由專人撰寫墓志，在羅新教授看來這絕非偶然,�,！皩m女的法律地位遠比普通農(nóng)民低下，但她們更靠近權(quán)力中心,，因而也更有可能偶然地成為權(quán)力的一部分,。當然，絕大多數(shù)宮女不會有墓志,，只有那些在巨大的不幸之后又幸運地在宮女中爬到某個位置的宮女,，才可能獲得官費安葬甚至刻寫墓志的優(yōu)待”。
書到最后愈發(fā)沉重,，王鐘兒就像是湮沒于朝廷暴力爭斗中的一葉孤舟,，她的出現(xiàn)與否似乎對改變力量走向無關(guān)緊要,。書的最后，羅新教授引用田余慶先生的話說：“尤以田余慶先生的這些話發(fā)人深省,、余韻悠長：‘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過程中,，殘酷的暴力是催化劑。暴力鑄成了許多傷天害理的罪惡,�,！淤F母死的研究給我一種認識：野蠻孕育文明；同時也給我一個疑問：歷朝歷代的統(tǒng)治者都使用殘酷的暴力手段,，難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蠻殘酷才能孕育,？我思之再三，無從作出答案,�,！�
歷史從來沒有腳本，文明進程本身也是一種摸索,。本書長期隱身的主人公王鐘兒,，只能算是一個安靜地位于宮廷一角的歷史見證者，她可能從來不會意識到,，自己的高壽幫她見證了一個舊制的覆滅,，從而也見證了田余慶先生筆下的“文明孕育”。（禾刀）
